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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像志之四: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1/26 1992年,深圳市中心深南大道,邓小平巨幅画像。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恢复高考、拨乱反正,带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南方谈话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1992年6月28日,高达10米的邓小平画像在深圳市深南大道竖起,从此成为深圳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摄影|安哥

2/26 1988年元旦,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第一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计2000多人次,游客们情不自禁地模仿当年毛泽东向民众挥手致意的姿势。天安门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1984年9月,一位署名“华兴”的老人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希望开放天安门城楼。经过四年的妥善筹备之后,1988年,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中外游客都可以登临这一曾经神秘的政治舞台。天安门从神坛走向普通大众,颇具象征意义。摄影|安哥

3/26 1980年,广州高第街小贩。高第街小贩最初卖的都是亲友从香港带回来的时装,这里后来成为外地人来广州必逛的地方,也是全国服装“倒爷”进货之地。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大批知青返城,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第一批“个体户”。在广州,高第街的卖服装的小贩最初也都是回城知青,这位姑娘躲在柜台下面警惕地东张西望,担心被同学或朋友看见。那时候,个体户比起在国营单位的人显得低人一头。可是用不了多久,这些个体户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万元户”,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摄影|安哥

4/26 1985年,广州,两位女兵在推销部队工厂生产的美容用品。这一年,中央决定支持军队自办企业,以解决财政紧张、军费不足的困难,并对军队提出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要求。1985年6月,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少员额100万,世界为之震惊,此时中国军队总员额为400多万。邓小平说,人民解放军过去“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以百万大裁军为标志,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和平年代。摄影|安哥

5/26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很多外地干部来此取经。这是1982年,蹲在广州街头看“风景”的外地干部。三个身穿中山装的人的蹲姿很扎实,很典型,也很有象征性,摄影师将之称为“中国的思想者”。摄影|安哥

6/26 1982年,广州渐渐成为中国的“购物天堂”。这两位外地出差者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背着采购来的物品去托运。“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整个八十年代,广东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外地人乐于到广州采购冰箱、彩电等新物品。摄影|安哥

7/26 1980年,广东开平,服装厂的女工们隔窗往外看。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大量外商投资建立的“三来一补”式工厂,叩开了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大门。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三来一补”企业从东莞出发,后来遍及珠三角乃至全中国,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当国企职工还在吃大锅饭的时候,珠三角的工厂已经开始试行计件工资制度。摄影|安哥

8/26 1982年,广东东莞,在珠江三角的服装厂,客家女特有的裙式遮阳帽子挂在工作台上。在工厂里,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一般是男性,而女工多在生产线上。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出去打工基本上都是去了服装厂。 摄影|安哥

9/26 1986年,广州火车站广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广州的打工妹或坐或躺在行李上休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被内地许多年轻人视为天堂。他们南下广东打工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剧《外来妹》,火遍大江南北。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开始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远征,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然而,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农民工被城市认同和接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长一段时期内,加在这些进城农民身上的词汇是带有贬义的“盲流”,即盲目流动人口。如今,近三亿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摄影|安哥

10/26 1987年,深圳市在广东省山区招工,在五华县水寨镇政府院内,一群来报名的少女排队量身高。这位少女低垂的眼帘流露出对背井离乡的惆怅,腿也越量越弯。摄影|安哥

11/26 1988年,广东东莞,一家“来料加工”工厂的食堂外,女工们在排队等待。改革开放前,东莞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以农业生产为主,改革开放后,凭借靠近港澳的地缘优势,东莞开始积极发展外贸业务,利用低人力成本优势发展对外加工业,被称为“鞋都”、“家具之都”、“服装之都”、“世界工厂”。东莞还被称为 “打工之城”,据统计,1988年东莞被设为地级市时,外来务工人员占了全市总人口的近4/5。

12/26 1995年,广东广州,搬屋工人在宿舍看电视。在当时的户籍政策下,农民外出打工必须持有身份证、务工证、暂住证,否则会被以“三无人员”遣返回家。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生存空间,非常艰难。摄影|安哥

13/26 1984年,广州白天鹅宾馆的时装表演,这是广州首次时装表演,模特是白天鹅宾馆的拥有者霍英东从上海请来的。时装表演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公开表演之前,先进行了一场“内部”的表演,坐在前排的都是党、政、军的首长。 摄影|安哥

14/26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做“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在中国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550多位年轻人前来参赛。预赛先进行笔试,包括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时事政治、文学和地理的知识,有一道题还问到《蓝色多瑙河》是哪国作曲家写的,叫什么名字?“考官”对每位参赛者从表达能力、形体气质、容貌仪表等方面进行考核。广州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的演员们虽然服饰华丽、步态大方,但文化水平低,在表达能力和涵养方面被扣了不少分。白天鹅宾馆的谢若绮穿一身蓝色的丝绒连衣裙,潇洒而端庄,脸上带着稚气,开口一笑很是动人。她和考官以英语和日语问答更是语惊四座。初赛之后,选美遭到社会非议。经过主办单位多方努力,总算使这次选美幸免夭折,坚持到决赛。摄影|安哥

15/26 “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参加决赛的选手合影。“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男子决赛冠军是汪子健,女子冠军是谢若綺。前排女生从左至右:吴若鹤,24岁,广州市岭头疗养院医师;冯巧英,20岁,白天鹅宾馆收款员;关明珠,25岁,经营服装个体户;何綺,21岁,白天鹅宾馆宾客联络主任;谢若綺,21岁,白天鹅宾馆服务员;王妙云,23岁,广州市电信局营业员;杨慧芬,23岁,广州市供电局描图员;任小玲,20岁,广州市文化局团委干事;张南萍,23岁,市一商总公司 团委干事。后排男生从左至右:冼绍平,23岁,中山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陈枫 23岁,广东省划船队 运动员;周为,23岁,广东省广播电视学校学生;郝敬华,28岁,花园酒店值勤经理;周志国,26岁,广州合金钢厂武装干事;黄平山,23岁,中国大酒店保安员;汪子健,26岁,铁路局防疫员。摄影|安哥

16/26 1992年,模仿挂历女郎姿势的大兴安岭女工。八九十年代,人们全凭墙上的一纸日历或挂历计算着日子。每逢岁末,家家户户都会郑重其事地换上一副新挂历,挂历上的图像丰富多彩,而其中最受欢迎的,还要数美人挂历,挂历女郎由此登场。挂历女郎在八九十年代火遍大江南北,成了很多女孩模仿的对象。很多明星比如蒋勤勤、周迅、瞿颖等都曾当过挂历女郎。摄影|安哥

17/26 1985年广州新华电影院的歌舞厅在白天开老人场。那年头,因应广州开始出现夜生活的需要,广州引进了先进的音响设备和炫目的灯光设备,开设了几间歌舞厅。但是因为年轻人都不会跳相对斯文的交谊舞,却喜欢跳没有什么规矩、可以自由发挥的迪斯科。可是没过多久,文化管理部门认为迪斯科的音乐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靡靡之音,迪斯科舞更像是“群魔乱舞”,于是下令这些舞厅关门歇业。过了没多久,中山五路的新华电影院的歌舞厅在白天开设了老人场,吸引了许多退休的老干部来跳舞。于是,全市的歌舞厅都顺理成章地重新开放了。当然,夜场也就关不了了。摄影|安哥

18/26 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的美国大片《超人》在全国公映,这是广州中山五路的海珠路口,儿童电影院的《超人》海报。“文革”期间,能在全国公映的译制片少之又少。很多观众能对“文革”时期引进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如数家珍,因为那时由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关系,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影片最多,后来也从朝鲜、越南和罗马尼亚引进译制片。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曾深深感动一代中国观众。改革开放后,“文革”禁忌打破,外国影片不再是“封资修的毒草”,很多欧美大片开始进入中国影院。同时,“文革”期间只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观看的“内参片”,比如《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简爱》《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也纷纷被引进中国,开始公映。译制片在八十年代滋润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那时,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的外国电影最多,“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是上译的十四字厂训。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厌烦配音演员的“翻译腔”,大量外国电影涌入并在民间完成字幕译制,译制片已经告别了八十年代的辉煌,走向没落。摄影|安哥

19/26 20世纪80年代,广东潮汕的民间录影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影碟机尚未普及,互联网刚刚萌芽,难以满足年轻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需求。期间香港电影以录像带的方式传入内地,于是录像厅开始在全国城乡遍地开花,大都播放港片,武打、警匪、色情片轮番上演,父母和老师都视录像厅为洪水猛兽。岁月流变,录像厅时代早已远去,随之消逝的还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摄影|安哥

20/26 1984年,广东广州,首届“美在花城”博览会上,无痛免费穿耳的广告吸引了不少爱美的姑娘。正在穿耳的姑娘一脸泰然,倒是一旁看的大姐龇牙咧嘴,“心痛”不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经过多年的“斗私批修”的政治运动,人们心中压抑多年的欲望在“改革开放”后都开始释放出来了。摄影|安哥

21/26 1989年,黑龙江依兰县政府接待科长一家。女主人烫着时髦的卷发,男主人一身“干部”打扮。房间里的各种家具都很讲究,石英钟、黑白电视、双卡录音机,收录机下面的桌子上写着“北京”字样。这可算是中国八十年代最早一批的“小康”人家。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摄影|安哥

22/26 1985年,广东广州,北方某“气功大师”来授课,听众们正举手“接收”大师向他们发来的气功。在当时的“气功热”中,争议最为激烈的就是“气功”所引发的“特异功能”是否为“科学”,这一论战吸引了气功师、科学家、媒体人的介入,气功界人士将此现象视为某种“神秘化的意念能力”,而科学家们则将此视为“生命科学”的未知领域。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明要破除伪科学,这场争论才告结束。摄影|安哥

23/26 1990年,云南普洱,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做广播体操。改革开放初期,各机关、学校、单位开始恢复做广播操的传统,中国到处可见“全民做广播操”的盛景。然而,随着社会变革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做广播操的人数又大大减少。摄影|安哥

24/26 1996年,广东广州,外地姑娘组成的时装模特表演队在酒店表演。她们从午后到夜间,每天在饭店、游乐园、酒吧和夜总会间奔波赶场。酒店表演在那时已形成一个产业。摄影|安哥

25/26 1996年,广东广州,理发店里打“大哥大”的顾客。“大哥大”是手提电话的俗称,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砖头手机”。全国第一个大哥大用户在广州产生,他叫徐峰。徐峰曾回忆道:“1987年11月2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虽然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000元,但是手机解决了我进行贸易洽谈的急需,帮助我成为市场经济第一批受益者。”摄影|安哥

26/26 1985年,广东珠海,花农们每天清晨都乘船去澳门卖花。珠海湾仔有“鲜花之乡”的美称,所产鲜花主要输往澳门。湾仔花农到澳门卖花的传统已有上百年历史,改革开放后,珠澳两地的边境贸易重新开放。花农去澳门卖花需要当地政府开具边境小额贸易证,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证件,而是靠抽签来决定。当年,内地普通人是不能去澳门和香港的,但是到珠海旅游的时候可以坐船参加“澳门环岛游”,远观澳门。摄影|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