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像志之二：千万个小人物命运汇成的改革大潮

1/25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着变革：农村土地分田到户，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开始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形成民工潮；国企改革大刀阔斧，职工“铁饭碗”被打破，数千万人下岗再就业；住房改革破冰，中国人逐渐从分房时代进入买房时代。大变革之下，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被改变，他们的命运汇成了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摄影|于文国

2/25 1994年2月， 从安徽省徒步推着独轮车到上海找活的农民工。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发布，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这是1958年以来政府首次放宽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终于获得“迁徙自由”。这些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的乡村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他们大部分选择乘火车出行，也有一部分做出徒步千里的壮举。这些朴素的行为背后是农民工为了生活付出的艰辛努力，独轮车承载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摄影|于文国

3/25 1993年1月25日，大年初三。在阜阳火车站广场上经过两天一夜的露天排队，开往上海西站的“闷罐车”农民工专列即将启动，商贩们在“闷罐车”外售卖食品。这趟“临时专列”需要为其他客运列车让路，白天停夜间走，至少三天后才能到达上海。这种车又叫“棚代客车”，一般根据铁路调度插空行驶。“春运”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词汇，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 《人民日报》上。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铁路运力不足，为了满足“春运”需求，铁路部门临时将货车改为客车使用。“闷罐车”内条件异常简陋，没有座椅，没有暖气，更不可能有餐车。只有少数小铁窗能让里面的人们呼吸上一点儿新鲜空气。摄影|于文国

4/25 1996年春节，上海第二毛纺厂，一群打工妹唱卡拉ok。她们来自安徽六安地区，由于春运紧张，她们没有买到火车票，无法与家人团圆。厂里在大年三十组织了联欢会，有的女工一边唱着“潇洒走一回”，一边流眼泪。摄影|于文国

5/25 1995年春节，上海寅丰毛纺厂车间里，因买不到返乡火车票而在上海过年的外地打工妹。她们都是一线纺织女工，春节无法与家人团圆。摄影|于文国

6/25 1987年3月，深圳蛇口工业区，两位农民工高举镐头在工地上干活儿。1979年之前，蛇口在地界上隶属于广东宝安县。这块面积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成为中国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的地方。1979年，主持招商局工作的袁庚向中央政府要了蛇口这块地，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探索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招商局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要求是：“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1979年7月8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正式破土动工。此后，蛇口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年，深圳成立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建设，农民工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蛇口奇迹。摄影|于文国

7/25 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城市实行分房制度，国家统筹统建，再根据职工的工龄、级别等条件分房，产权归国有。那时，房屋的分配其实是一种福利待遇，但是职工分得的房屋有可能离单位远，或者父母年迈需要照顾，这时就产生了换房需求。开始时人们偷偷摸摸地进行，到了1982年，上海市民自发形成了包括卢湾区淡水路、徐汇区跳水池、虹口区昆山花园等一批自由换房市场。1991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全国首创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推进房改，住房由福利分房向商品化、市场化供应转型，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破冰之旅。

8/25 1993年，上海一家毛纺厂的车间里，机器被闲置一边，职工无所事事。计划经济时代“国企不会倒闭”的观念在许多职工心目中根深蒂固。存在着“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企职工的“铁饭碗”开始逐步被打破。1986年8月，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宣告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工厂职工成为1949年以后的第一批下岗职工。这一改革试验，被誉为“惊天第一破”，犹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突破了人们思想上的藩篱。摄影|于文国

9/25 1992年3月，上海柴油机厂签劳动合同大会，从此，全厂职工由固定工改为合同工，被端掉了“铁饭碗”。工人在签合同时的心情都非常忐忑、复杂和凝重。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节点，国企职工的下岗也自此开始。摄影|于文国

10/25 1992年，砸掉铁饭碗之后，上海柴油机厂的职工来到车间向管理者要活干。在此之前的3月，上海柴油机厂召开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大会，全厂职工由固定工改为合同工，实行计件工资制度。1992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此后，东北、京沪、四川等地的老牌国营企业也纷纷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大幅裁员，大批工人下岗。摄影|于文国

11/25 1995年5月，经过多轮筛选，18名上海纺织女工从5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空嫂”。她们经过了四个月严格培训并通过考核后，于虹桥机场举行登机仪式。1994年，上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纺织业55万多人面临下岗。为了拓展再就业渠道，上海航空公司破例在纺织女工中招聘14名空乘引来5万多人应聘，最后，招聘由14人扩招至18人，史称 “空嫂冲击波”。摄影|于文国

12/25 1992年4月13日，上海市在人民广场举行大型用工招聘会，一家外企招聘官与应聘者。上海国企实行“破三铁”之后，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凸显，为了拓展就业和再就业市场，上海市举行了这场招聘会，上万人参加。摄影|于文国

13/25 1998年农历大年初二，上海棉纺九厂的一位厂领导脚踩已经砸碎的老纺织机器沉默不语。春节长假过后，他将带领下岗的全厂职工进行二次创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务院推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实行“抓大放小”，实施放开搞活的措施。这轮国企改革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下岗工人再就业”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之一。 摄影|于文国

14/25 1991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门外，一位股民用望远镜了解股票行情。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12月19日成立当日，仅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5种国债，8种企业证券，9种金融证券，8种公司股票，但它开启了中国资本融资融券市场的先河。摄影|于文国

15/25 1992年，股市升温，上海万国证券外聚集了大量股民。万国证券成立于1988年，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倒卖国库券是其主要业务之一，它的总经理管金生有“中国证券教父”之称。1995年，万国证券作为空头主力，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违规交易327合约，操纵市场巨幅波动，使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史称“三二七国债期货事件”。管金生由此身陷牢狱17年。一年后，万国证券被申银证券接收，合并成立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摄影|于文国

16/25 1992年9月，当上海市民正在为股票、期货而狂热的时候，远在西部的青海格尔木街头，彩票热才刚刚兴起。爷爷的彩票没有中奖，孙子哇哇大哭。满地的奖券，撕碎了多少梦想。摄影|于文国

17/25 1988年12月，贵州省贵阳市街头，市民排队领取当月由政府按计划配发的最后一批食用“肉票”。1989年1月起，全国取消“肉票”制度。1953年秋，中国建立统购统销制度。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由此中国人进入了“票证时代”，买粮用粮票，买米用米票，还有布票、肉票、油票等等，票证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进《宪法》，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放开粮价、取消粮票。摄影|于文国

18/25 1992年9月，上海浦东开发指挥部门前，寻找开发项目的国内外投资者。1990年4月30日，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在浦东大道141号挂牌成立。浦东开发，让上海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摄影|于文国

19/25 1994年7月，山东省沂南制鞋总厂的干部们在厂门口等待外商。他们等到凌晨近一点，也没有看到外商的影子，原来是因为路况和通讯问题，外商根本没有启程。当时，为了吸引外资，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外商在华投资优惠条件”。很多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心切，因而，时有被外商放鸽子甚至被骗的事件发生。摄影|于文国

20/25 1992年10月，西藏拉萨街头的温州小贩。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美剧 《大西洋底来的人》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剧中男主人公麦克o哈里斯戴蛤蟆镜的形象成为城市青年热衷模仿的对象。于是，一些精明的个体商贩抓住契机，做起了蛤蟆镜生意。这些商贩中，最特殊的莫过于温州人。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温州人就从境外走私各种货物，并在家乡建厂生产小商品。随后，十几万温州人走南闯北，兜售他们的商品。温州小贩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藏区的第一批商人，他们在拉萨街头售卖小商品，不辞辛苦、精明肯干，为藏区经济带去了活力。摄影|于文国

21/25 1993年9月，温州市一家餐馆服务员将客户的“电话订餐”送进一处居民家中。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餐馆外卖服务之一。这种“外卖”形式对于那个连电话座机都没有普及的年代，却是绝对的新生事物。摄影|于文国

22/25 1991年，上海南京路13家商店推出“开门第一曲”服务，配着音乐，营业员站在门口迎接顾客到来。上海市商业系统实行劳动制度改革，消费者初次尝到“上帝”的滋味。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饭店、商店、菜市场等服务行业的营业员，对待顾客的态度问题一直是个难题。摄影|于文国

23/25 1992年12月，上海华联商厦，香港著名美容师郑明明女士在柜台推销增白化妆品“奇妙换肤霜”。郑明明出生在印尼，成年后致力于美容事业。改革开放后，“美容”开始走进青年人的生活。1983年上海《青年报》就如何看待青年美容问题发表了文章。这一年，“露美美容院”在上海市淮海路马当路口开张，开业当天门外就排起长队。那时做一次全套美容要20多元，简易美容一次8元，这在当时的上海已经属于高消费。作家程乃珊回忆说：“当时的女人如果能一直在露美做头做脸，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时的时髦女郎流行一句话，‘阿拉是到露美做的美容。’”摄影|于文国

24/25 1993年2月26日，曾因出演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而闻名的周润发，首次实地亮相上海，游客将其团团围住一睹真容。改革开放后，随着电影电视文化的发达，普通人的文化生活逐渐丰富，同时，社会上出现了“追星潮”，许多青少年成为“追星族”。摄影|于文国

25/25 2007年9月25日（中秋节）之夜，薄云遮月。鸟巢工地一位农民工在工具棚里值班。承载着中华民族奥运梦的标志——鸟巢工程，建设高峰期施工人数接近2万人。其中，经过培训考核合格上岗的农民工人数占比85%。摄影|于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