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幸存者
1/26 徐万智今年78岁，是常德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投下36公斤携带鼠疫细菌的跳蚤，引发了长达两年，流传四年的细菌战，数万人染病，7643人丧生。77年过去了，幸存者及遗属仍在坚持控诉，要得是日本政府一个真正的道歉，虽然只剩下18人。摄影：朱嘉磊
2/26 这是日军飞行员在投放鼠疫前的合影。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上空飞来一架日军轰炸机，飞机低飞盘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放炸弹，只是沿着城内投下了麦谷、破棉絮、烂布条以及诸多不明颗粒的杂物，之后便飞离。此后的4年里，常德城内外成千上万人接连“莫名”死去，徐万智的5位亲人就在这次日军飞机投掷杂物后“不明不白”地离世。
3/26 那时，徐万智一家住在远离常德城的乡村，因信息闭塞并不知道城里发生了鼠疫。1943年的一天，徐万智的父亲挑米到常德城里卖，下午回家后便开始发高烧不退，逐渐神志不清、抽搐、尿血，几天后在痛苦中去世。父亲带回来的鼠疫细菌传染给了家人，徐万智11岁的哥哥、奶奶、二伯及二伯的儿子都是在吐黑血后没几天便离开人世。
4/26 徐万智说，“村里参与抬尸的人全都染病死亡。当时天天都在死人，有人感染鼠疫怕拖累家人，自己服毒自尽。”舅舅见徐家情况不妙，赶紧将年幼的徐万智接到了自己家。当时，徐万智也出现过一些鼠疫症状，吃了舅舅的一些草药，才得以存活。但多年后，徐万智仍需吃药，身体异常虚弱。
5/26 张礼忠今年已是87岁高龄，鼠疫发生时在常德城内住。当时城内县政府第一时间采取了防范措施，但还是没能抵挡得住1942年春天鼠疫细菌的大爆发，张礼忠一家13口人最后只活下来3个人。
6/26 张礼忠家中挂着两张全家福，右边是20年前张礼忠和子女们11口人欢聚一堂，左边拍摄于1938年，是张礼忠当时一家7口的合影，此外他家里还有奶妈、佣人、学徒等共13人。张礼忠当时家境殷实富足，住在城内最繁华的大高山巷，房子200多平米。1941年11月4日之后，“原本幸福的13口人大家庭，如今就剩下那么一张照片了。”
7/26 这是张礼忠凭记忆画的父亲埋葬两个弟弟的画面。1942年他的两个弟弟患鼠疫身亡。当时感染鼠疫的尸体要烧掉，但人们还是想土葬家人，于是他父亲挑着两箩筐，装着两个弟弟的尸体安葬在乱坟岗。没多久，张礼忠的爷爷感染鼠疫而亡。再后来，“奶妈死在家门外，裤子被扒掉，身上多处军刀伤。” 张礼忠的父亲承受不了打击成了植物人，在逃难中病死。
8/26 张礼忠说，鼠疫发生后没几天棺材就卖光了，后来乱坟岗也没地方埋了，就往枯井里塞，往河里扔，“要死快死，死晚了就没地方埋了。”聊及此处，张礼忠充满了愤怒和悲伤的泪水。如今，他每天都在健身，“身体好才能跟日本军国主义抗争下去。”最近他搬了新家，家具电器还没完全搬来，但他这条曾在日本街头抗议时披戴的标语早已悬挂于新家的阳台中。
9/26 85岁的易孝信住在常德城郊的易家湾，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一片平静安宁，1942年9月的一天，8名村民到一名死者家中装殓，回家不到4天全部惨死。易孝信回忆说，那些人死前表现出来的症状基本相同，都是全身抽搐，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我们称为‘乌鸦症’，当时易家湾里一片哀嚎。在我们心里，易家湾的上空不见天日。”
10/26 后来，易孝信上大学离开常德，1975年又回到常德任教。如今，易孝信每天散步外出都要在易家湾走走，易家湾现在已是拆迁区，他却迟迟不肯定离开，因为这里埋葬着他的12名家人、亲戚、邻居，“七八十年弹指一挥间，这里已是废墟。”看着这片曾遭受日军细菌劫难的地方，易孝信眼神中流露出伤感与惆怅。
11/26 在1996年之前，徐万智、张礼忠、易孝信并不知道导致自己家破人亡的鼠疫跟侵华日军有关，直到一批日本反战人士来到常德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他们才知道自己家人是死于日军的细菌武器。这是当时常德市党史办的叶荣开编著的《常德抗日事典》，其中有大量的照片记录了1996、1997年日本反战人士来常德调查及调查委员会成立的情况。
12/26 1998年，为给逝去的家人讨回公道，徐万智、张礼忠、易孝信加入调查委员会成为志愿者，他们无偿搜集常德细菌战的证据。这是鸡鹅巷，当年日军鼠疫病毒传播扩散比较严重的地点之一。叶荣开说，当时鸡鹅巷内有两大酱园，250多口大酱缸敞口向天，很多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缸里，初起发病的人大都吃了酱园餐馆的东西，鼠疫便在这里爆发。
13/26 从1996年到2000年，徐万智等每日骑行几十公里，走访写出近2万份材料，整理出一份7643人有名有姓、有明细症状的死亡名单，这份名单在日本诉讼时被法院采用，成为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铁证。
14/26 1997年和1999年，常德61名受害者及亲属与细菌战另一重灾区浙江的原告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对实施的细菌战谢罪并赔偿。“我们痛诉他们的罪行，而他们永远是傲慢的态度，冷冰冰的面孔。”徐万智回忆说。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指出日军曾在中国多地实施过细菌战，但驳回中国原告一切请求，不予赔偿。
15/26 86岁的何英珍是原告人之一。十几年前，在日本诉讼期间的何英珍每天精力充沛，“我当时走路很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但每次从日本回到中国，她都会伤心过度而大病一场。“既然都承认发动了细菌战，对我们的家人进行了非人道的迫害，为什么不能诚恳地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道歉并赔偿？难道就这么难吗？”
16/26 85岁的丁德望是对日诉讼牵头人之一，也是细菌战受害者的遗属，他与徐万智共同编著了一本《侵华日军细菌战十年诉讼记》，将1997年开始收集证据到赴日本诉讼的过程、细节都一一记录下来。
17/26 丁德望与徐万智都不会使用电脑，当时编著这本书时，两百多页几十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后来他俩自掏腰包交给打印社打印成册，总共印了8本。
18/26 2011年11月4日，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延续对日诉讼。这天，易孝信的侄子易友喜召集常务副会长徐万智、秘书长丁德望、和另一受害者遗属68岁的胡精钢来到协会办公室，传达一份市委关于细菌战的文件。
19/26 协会办公室位于小区单元楼内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协会的牌子因怕被大风挂掉，便临时竖立在房内窗台一侧，“协会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人缺钱，会用摄影机的人都找不到，我们几个人材料也写不动了。”徐万智越来越有危机感。这里存放着61名原告的材料、花名册以及很多关于细菌战的书籍信件，“我们急需将这些转交到年轻人手中。”
20/26 更让徐万智他们着急的是，整个常德并没有一个真正纪念细菌战受害者的地方，每年11月4日，家属只能到常德会战阵亡将士陵园内悼念自己的家人。“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这段历史就再也没人知道了。”徐万智说，“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丧失警惕，特别是对日本军国主义。”
21/26 徐万智与丁德望有时会来陵园内走一走，在这里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熟人。这天，他们遇到一位八旬老人，二十年前收集证据时这位老人义务帮忙拍过照片，丁德望老远就看见招呼，三人聊起了往事。如今，大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一个常德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碑或纪念馆。
22/26 2016年9月18日，一块常德细菌战“地方性”的纪念碑在常德桃源县马鬃岭镇的一处视野开阔的高地竖起。纪念碑高约3米，上面篆刻着“劫难碑”三个大字，是遇害者遗属李宏华倡议设立的，碑后记录了1942年马鬃岭细菌战受害的经过，共有16名村民因感染鼠疫遇难。
23/26 “我和姑姑、堂弟三人的心愿之一就是为村里16名死难者树碑，姑姑已经去世，这个担子就自然落在了我身上。”88岁的李宏华说。2014年，村委会给他一块免费用地。李宏华利用每月近千元的老兵补贴，加上捐款，最终建成此碑。虽然只是为了纪念马鬃岭16名遇难村民，但它“浓缩了常德7643名罹难同胞的悲惨命运。”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高锋说。
24/26 2018年11月4日，一部以常德细菌战为拍摄背景的电影在常德点映。徐万智、丁德望、易友喜、胡精刚得此消息，便结伴来观影。85岁的丁德望行动迟缓，拄着拐杖转了两辆公交车赶到协会办公室集合，之后一同穿过老城区走向影城。
25/26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也出席了此次点映活动，协会的老人们见到她起身寒暄，王选指着自己这几年生出的白发，感叹时间过得如此之快。王选曾放弃留学美国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工作，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如果得不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段历史必将自然消亡，它属于全人类，不仅仅只是原告们的事情。”
26/26 观影结束后，大家不知道聊到了什么，胡精刚突然指向远处，徐万智、丁德望、易友喜驻足望去。在回去的出租车上，徐万智又讲起了细菌战的一些细节，司机约40岁年纪，插话道，“那个事情很惨啊，1943年的事。”“日本人投放细菌是1941年，你说的1943年发生的事是常德保卫战。”纠正完司机，徐万智扭回头看着前方，不再言语。